【观察者网 文/羽扇观金工作室】当地时间9月29日上午10点半，英国最大规模比特币洗钱案、中国天津蓝天格锐特大非法集资案主犯钱志敏将在伦敦出庭受审。该案涉及6.1万枚比特币，按9月28日市价价值约480亿元人民币。
据财新报道，庭审预计持续12周，将在圣诞节前结束；在中英两国司法合作框架下，期间将有中国办案警官亲赴伦敦出庭作证，多名中国受害者将在天津的法院远程视频出庭作证。
天津蓝天格锐：曾承诺理财产品年化收益达300%，三年后案发
该案2017年案发，涉案金额超430亿元，受害者近13万人，遍及全国31个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。
案发前三年，蓝天格锐才刚刚成立，注册资金3000万元，钱志敏是该公司实际控制人。该公司一直以科技公司名义对外宣传，推出十余款所谓“短期投资理财”产品，承诺年化收益率高达100%至300%，远超正常投资回报，诱惑公众参与投资。
讽刺的是，在蓝天格锐的推介活动上，该公司打了“你给格锐三年时间，格锐给你三世富贵”。三年之后，格锐产品的买家收获的并非富贵，而是多年的诉讼。
从2014年到2017年，蓝天格锐非法吸收金额就高达400多亿元。2017年4月，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对蓝天格锐公司立案侦查。
2019年6月，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通报称，公安机关共抓获蓝天格锐法人任江涛等犯罪嫌疑人50名，其中28名已移送审查起诉。2021年9月13日，任江涛和黄亚芳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，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和5年。但“头目”钱志敏始终未被捉获归案。
据悉，2017年产品爆雷后，钱志敏将非法所得转换为比特币转移至海外，并利用假护照逃至英国。钱志敏外逃后，中国警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她发布了红色通缉令。
逃至英国后，钱志敏在伦敦通过微信群招聘到华裔英籍的温俭作助手，此后两人将比特币兑现后大肆挥霍，因购置豪宅时因资金来历不明引发反洗钱审查，招来英国警方注意。
2018年，警方突袭钱志敏与温俭的住所，查收了笔记本电脑、平板电脑和U盘，但二人未被拘留，警察也没有意识到这些设备中藏有大额比特币，还在半年后把扣押的假护照还给了钱志敏。
2021年5月，温俭被捕归案，而钱志敏据信已于2020年8月逃离英国。警方同时也破解并冻结了设备中的6.1万枚比特币，该规模为英国国历来最大，也是全球执法部门查获的最大规模的加密货币之一。
2024年4月，钱志敏在英国落网。2024年4月24日，钱志敏以张亚迪（Yadi Zhang）的身份首次出庭，被指控从在伦敦和英国境内其它地方获取、使用或拥有加密货币这一犯罪财产。2024年5月10日，因犯洗钱罪，温俭被伦敦南华克刑事法庭判处80个月监禁。
2024年10月21日，钱志敏在伦敦南华克刑事法庭当庭否认了非法占有、转移加密货币等所有指控。
蓝天格锐与“花姐”钱志敏
蓝天格锐于2014年3月在天津成立，打着电子科技公司的名号，推出十余款“零风险、高回报”的“理财产品”，通过召开推介会“传销”式拉人头发展下线，以高额利息诱惑公众参与投资。此外，蓝天格锐还以老年人专用生命手环为噱头，推出“生命环招商”“嘉年华”等项目，让不少老年人受骗。
这些产品投资期限从半年到两年半不等，最低投资额从6000元至6万元不等上不封顶，承诺最低返息收益率100%、最高300%。例如，蓝天格锐有一款产品介绍，如果投资10万元、签30个月的合同，自签订合同的第三天起，蓝天格锐每天返200元利息，直接打款至银行账户，无需任何操作：半年后，每天返还利息翻倍至400元；投资13个月，10万元便可回本；投资30个月，会有近40万元的收益。
蓝天格锐成立后，迅速搭上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热潮。例如其推出的“英国爱生保险数字一号”（下称“数字保险一号”），每单标的是三枚比特币，总价2.4万元，承诺在认购的两年期内每天享受认购金额0.3‰的收益，两年能收到资金收益2.4万元，同时两年期满后赠送价值36000元的价值资产包，可即时兑现比特币、多特币等虚拟数字货币。
在蓝天格锐非法集资期间，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钱志敏将真实姓名藏于背后，对外自称“花花”“花姐”。为了遮蔽脸部，钱志敏与投资者见面时戴粉色面纱、假面舞会的面具，在这些场合她大讲投资理财、虚拟货币，打造蓝天格锐走在科技前沿和投资有道的形象，向投资者传达财富梦想触手可及，“格锐给你三世富贵”。
有投资者透露，只有投资600万以上，享受终身分红的“大客户”才有资格听钱志敏讲课。课上他们被要求和钱志敏一样带着蒙住脸部的“花脸”，手机被没收，组织者美名曰“特殊的活动”。在这种神秘感的加持下，不少人把钱志敏供奉为投资大神，说她“玩比特币在世界上很出名”，是比特币的开创者，自己还研发多特币。
一份判决书显示，2014年4月至2017年8月，蓝天格锐非法吸收钱款共计约402亿元，均由钱志敏控制支配。其中，341.18亿余元用于向12.8万名集资参与人返款，3.367亿余元用于公司日常支出及项目运营，其余钱款用于购买房产、珠宝、汽车等。2015年至2017年，钱志敏个人购买了331件翡翠钻石等珠宝，总价约为1.67亿余元。钱志敏还与合作伙伴任江涛先后出资121.5万元，用于三世佛像贴金和多尊法器的铸造。
在台面上，蓝天格锐更多推出的是法人代表任江涛。据任江涛的法庭供述，自己通过玩网络游戏认识了钱志敏，因他在游戏中完全服从钱志敏的指挥，钱志敏让他担任蓝天格锐的法定代表人，约定干满三年就给他100万元，另外每个月给他开3万元工资，一旦公司出了事需要他来扛，但钱志敏会想办法把他捞出来。
任江涛称，他在公司内部参与理财产品宣传、吸揽银行卡、管理“矿场”等工作，但实际上只是挂名，具体工作要听钱志敏的安排。为了提高知名度，蓝天格锐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过会议，还给任江涛“买”了一个中国商界诚信领袖的称号。
蓝天格锐还在全国多地设有所谓的“多特币超算中心”，在全国五个地区建立了七个“自动化矿场”，号称有“18000台多特币矿机”的部署，还组织大量投资人前往实地参观。不少投资人看到机房场景后，当时深信不疑。而实际上，机房里都是些早已被淘汰当成废品处理的服务器。
任江涛在法庭上供述，钱志敏给公司定的业务之一是比特币和多特币“挖矿”，使用电脑网络挖这两种币赚钱。“矿场”里的矿机最开始挖比特币，后来机器过时了，就挖多特币，他把挖出的虚拟币不定期转给钱志敏。蓝天格锐面向投资者销售的“蓝天一号”“蓝天二号”“有利又币”理财产品也对应比特币和多特币。
蓝天格锐“矿场”的托管方潘某的证言称，矿场的矿机及电费由钱志敏提供，网络由钱志敏派人连接，挖出的比特币打入钱志敏的网络钱包。到2017年，矿机都淘汰了，以每台30元作废品卖了，钱都交了电费。英国法院文件称，蓝天格锐只是用一些近乎淘汰的设备做样子，以此来欺骗潜在投资者。
跨境追索成为新难题
2022年12月，蓝天格锐案启动退赔程序，全国多地公安机关发布该案集资参与人信息线上登记公告。多名已经收到清退款的投资者透露，清退小组在2023年5月退回了被骗资金的8%；同年10月又退回了5%。据悉，蓝天格锐430亿元的非法集资案中，截至2024年4月，警方追缴回来的资金为28亿，仅占集资总额的6.5%。
英国警方查封的6.1万枚比特币再次给投资者带来了希望。不过，据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报道，对于这些扣押的资产，英国皇家检察署已经向高等法院提起了民事追偿程序，如果没有其他人对犯罪资产主张权利，一半归英国警方所有，一半则划归英国内政部。
2024年4月末，有2500名蓝天格锐投资者给中国公安部提交联名信，希望中方与英国政府展开谈判，追缴回“用他们的钱购买的比特币”。
2024年7月，有中国受害投资者在英国提起民事司法程序，提出对蓝天格锐的海外清盘申请。同年9月，英格兰和威尔士高等法院商业与财产法庭受理后签发命令，向钱志敏、任江涛、公司注册地以及中国的相关部门送达海外清盘申请书及相关文件，并在中国《环球时报》《法治日报》登载了清算申请公告。
财新报道指出，一般而言，中国的债权人无法在英国直接申请对一家中国公司的强制清算。不过，如果该公司在英国注册或在英国有大量资产和有业务，或者公司实际控制人在英国拥有个人资产，中国债权人可以寻求通过英国法律系统追讨这些特定的资产
据财新报道，在本次钱志敏的刑事审判启动之前，多家中国律师事务所已接受委托，代表蓝天格锐案的中国投资人，向英国高等法院申请对6.1万枚比特币提出民事追索。包括己任律师事务所、段和段律师事务所、盈科律师事务所等在内，合计代理客户超过千人。
根据英国《犯罪所得法》，凡涉案资产被查扣在英国境内，境外受害人也可以通过民事追缴程序提出权利主张。由于民事追索案件要走英国司法程序，中国律所的英国合作所包括斐石律师事务所（Fieldfisher）、段和段英国律师事务所等。
北京师范大学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教授黄风对界面新闻表示，针对跨国追赃案件，中国和英国执法机关可以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开展合作，中方如果能证明有关财产来自于犯罪嫌疑人在中国境内的违法犯罪，那么英方在根据反洗钱法律没收被转移到英国的财产后，可以按照“分享制度”这一国际惯例，根据中国执法机关在其中投入的执法资源和贡献等，跟中国分享被没收的资产。
黄风认为，蓝天格锐集资案大多数证据在国内，中国律师更方便搜集证据，甚至能请求中国执法机关、外交领事机构等其他主管机关提供必要的帮助，以证明在英国被冻结扣押的资产来源于中国投资者的财产。当然，中国律师应当与英国律师合作，相关的诉讼和出庭活动应由英国律师在该国进行。
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净菡律师曾撰文指出，在经济犯罪中，行为人往往将非法所得转移至境外，以逃避国内的刑事调查、没收和赔偿;由于资产转移隐蔽，追回损失极具挑战性，公安机关境外追赃难度极大、成功率较低，往往又会涉及刑事司法协助和外交层面的对接。
“尽管中国与少数国家已经签订了刑事司法协助条约，但在实践中通过该途径;回赃款的实际案例极为罕见。一方面，这需要在国际礼让下开展协商，由于中国没有足够的机会向外国退赃，导致外国政府也很难基于互惠共识向中国退赃；另一方面，涉及较大金额的追赃合作，往往需要政府领导层的交流沟通，同时需要两国政府达成分配协定，目前只有极少数案件有机会触发这种机制。”徐净菡表示。
（观察者网综合财新、《财经》、界面新闻等）